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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國銀行家調查報告(2016)》課題組
一.逾半數銀行家認為改善供給產品結構、創新體制機制是供給側改革的重中之重
伴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供給與需求的結構性矛盾凸顯,供給側改革已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主線。在供給側改革最需推進的領域調查中,排名前五名的分別為“改善供給產品結構,擴大有效供給”(59.1%),“創新體制機制,推動新消費引領新供給”(58.6%),“過剩產能的去化”(48.1%),“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35.8%),“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簡政放權”(30.8%)。逾半數銀行家認為改善供給產品結構、創新體制機制是供給側改革中最亟需推進的領域,這兩項分別從產品端和機制方面激發活力,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較為直接地刺激供給端,契合供給側改革的內涵。過剩產能去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也是針對當前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所提出的亟需改進的領域,分別通過優化產業結構、改善實體經濟環境、激發市場活力等方面使供給和需求更加匹配,調節、優化經濟結構,與 “三去一補一降”重要任務的內涵相吻合。

二.“去舊扶新”成為銀行支持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思路
關于銀行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側重的工作中,超過七成的銀行家認為“降低產能過剩行業企業、‘僵尸企業’和低效領域對信貸資源占用”(71.6%)是銀行的首要工作。其次,“加強風險管理,嚴守金融風險底線”(65.0%)和“增加對戰略新興產業企業的支持”(61.4%)也廣受關注。數據反映出銀行家們在供給側改革方面的工作思路:從行業角度看區別對待,對過剩行業加強風險管理,對戰略新興產業給予信貸支持。從周期角度來看分輕重緩急,眼下優先完成“治標”工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長遠處理“治本”任務——創新產品、優化能力、提升效率,最終達到降成本、補短板。

具體到不同類型銀行,在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的工作重點差異性較大。大型商業銀行把“降低產能過剩行業企業、‘僵尸企業’和低效領域對信貸資源占用”(75.2%)放在首要位置,而“增加對戰略新興產業企業的支持”(70.4%)和“加強風險管理,嚴守金融風險底線”(63.6%)則緊隨其后。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的工作布局同大型商業銀行基本一致。而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則優先著手“加強風險管理,嚴守金融風險底線”(70.3%)和“創新產品及服務模式,降低企業融資成本”(61.3%),這樣的區別可能是由于客戶結構的關系所導致的。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及城市商業銀行多服務于全國性、區域性的大、中型制造業龍頭企業,包括各過剩產能企業,因此去產能降杠桿有巨大的客觀需要和實際意義,在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占主要角色;而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其服務客戶多為小微企業客戶和一般個人客戶,所以其工作重點是對現有業務加強風險管理。外資銀行呈現和農村中小金融機構類似的特點,將“加強風險管理,嚴守金融風險底線”(82.8%)放在首要工作位置,而“增加對戰略新興產業企業的支持”(65.5%)居次位,這是由于外資銀行客戶由中型企業客戶、金融機構客戶和高凈值個人客戶組成所決定的。

三.約八成銀行家認為產業升級轉型拓展新市場為銀行發展帶來重大機遇
調查顯示,約八成銀行家認為產業升級轉型拓展新市場是供給側改革為商業銀行發展帶來的重大機遇。新興行業具有長期可持續的發展潛力,在市場、產品、技術等方面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銀行能夠在新興產業的服務模式、目標客戶、銷售渠道等方面抓住需求,開拓新的業務模塊。同時,隨著我國居民財富的增長,居民消費模式已經從“模仿型排浪式向個性化轉變”。個性化、多樣化的消費需求會推動銀行開展更為豐富的金融服務,在信用卡、理財、跨境支付、金融顧問等方面為銀行帶來更多的機遇。因此,銀行家認為“居民消費升級產生新的需求”(50.8%)也是供給側改革為商業銀行發展帶來的重要機遇。

四.主動調整信貸結構是銀行業應對“三去”大環境的主要策略
“三去”大環境下,85.4%的銀行家認為應該主動調整信貸結構,74.4%的銀行家認為應該更加注重金融風險把控,55.1%的銀行家選擇應該用市場化的方式來處置不良資產。事實上,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與過剩產能行業密切相關,銀行急需轉向優質產業來調整信貸結構。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實體經濟融資需求呈現逐步向小微企業和新經濟業態轉移,這為銀行緊跟發展趨勢主動調整信貸結構提供了契機。銀行應把握宏觀政策導向和經濟發展趨勢,大力支持綠色經濟發展、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主動改善信貸結構、降低信貸風險。

銀行業是我國金融體系中的重要一環,也是支持“三去”的金融生力軍。銀行家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支持“三去”:“新興產業信貸支持”(79.7%)、“對過剩產能行業嚴格限貸”(64.8%)、“對小微、三農等薄弱環節支持”(53.4%)、“提升服務效率,降低不必要的中間費用”(37.3%)、“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金融支持”(24.7%)。落后產能的嚴重過剩,使市場供求失調、資金利用率降低、優質企業的發展受抑制,極大地降低了行業整體競爭力,也減慢了經濟增長步伐。因此,銀行應將信貸資源從產能過剩及落后產業有序轉移到新興及政府扶持的產業,向具備經濟增長動力的產業傾斜,改善銀行信貸結構以支持我國產業的升級轉型。此外,對于小微、三農等薄弱環節,銀行可以通過專項政策進行重點支持,彌補實體經濟發展短板,并通過規范中間業務,減少收費項目、降低費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五.利潤空間下降是“三去一降一補” 對銀行帶來的首要沖擊
“三去一降一補”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任務,是2016年的經濟工作重點。銀行家認為“三去一降一補”對銀行業的沖擊包括“利潤空間下降”(64.3%)、“整體發展速度放緩”(52.8%)、“資產質量惡化”(52.8%)、 “不良資產處置困難”(46.1%)等。在當前經濟增速放緩、產業結構失衡、不良資產攀升的背景下,銀行的盈利能力大大受限。加之利率市場化帶來的挑戰,銀行體系資金成本上升,存貸利差收窄,盈利能力下降,因此利潤空間下降基本成為銀行家的共識。

與此同時,“資產質量惡化”(52.8%)也是銀行家認為的重要沖擊之一。逾六成銀行家認為資產質量惡化的原因在于“行業過于集中”(64.8%),其他原因還有“上下游產業鏈過于集中”(17.3%)、“區域過于集中”(11.7%),不足一成銀行家認為是由于“客戶規模過于集中”。過去,我國銀行貸款投向集中于中上游行業,如鋼鐵、煤炭、平板玻璃、水泥、電解鋁、船舶等,隨著“三去一一降補”進程的推進,這些過剩行業的風險逐步暴露,而集中于這些行業的信貸資產質量也面臨惡化的風險。

從調查結果來看,“三去”過程中不同類型銀行所受沖擊程度從大到小依次是中小型銀行(34.7%)、城商行、農信社等(29.0%)、大型銀行(23.3%)。11.7%的銀行家認為各類銀行無明顯差異。從結果分布來看,中小型銀行在各類型銀行的選擇中均位列前兩名。中小型銀行可能因為其客戶結構、信貸覆蓋面等原因,盈利能力與抵御風險能力弱于大型銀行,且政策性支持相對薄弱,因此可能在“三去”過程中較其他類型銀行而言面臨更大的沖擊。此外,各類銀行均認為本類銀行受到的沖擊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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